《曾国藩传》
张宏杰
第二章 为什么要“学做圣人”
脱胎换骨的开始：写日记
志向非常高远，但是怎么做到呢？曾国藩学做圣人的方法很简单，就是“写日记”。曾国藩向唐鉴请教如何自我管理。唐鉴告诉他，最关键的是每天都写日记。这是入圣之基。
首先，要把写日记当成生活中的一件大事，日记要用恭楷来写，因为这样反映一种诚敬的心态。日记中规定的，就一定要做到。其次，日记的作用是“研几”，几就是细节，就是抓住生活中的细节，通过每一个细节来改变自己，而不是在细节上轻轻滑过去。一个细节上滑过，整个自我管理的工程都可能垮塌，所以在写日记时要反思一整天的活动，不光是要逐一反思自己的行为，甚至要反思检查自己大脑中转过的每一个念头。
“我辈既知此学，便须努力向前，完养精神，将一切闲思维、闲应酬、闲言语扫除净尽，专心一意，钻进里面，安身立命，务要另换一个人出来，方是功夫进步，愿共勉之！”
凡人作一事，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，首尾不懈，不可见异思迁，做这样想那样，坐这山望那山。人而无恒，终身一无所成。
晚年，曾国藩总结自己的人生体会说，人的一生，就如同一个果子成熟的过程：不能着急，也不可懈怠。人的努力与天的栽培，会让一棵树静静长高，也会让一个人慢慢成熟：“勿忘勿助，看平地长得万丈高。”
第三章 惊人的进阶之道
（1）敬。整齐严肃，无时不慎。无事时心在腔子里，应事时专一不杂。清明在躬，如日之升。
（2）静坐。每日不拘何时，静坐四刻，体验来复之仁心。正位凝命，如鼎之镇。
（3）早起。黎明即起，醒后勿沾恋。
（4）读书不二。一书未完，不看他书。东翻西阅，徒徇外为人。
（5）读史。丙申年购《廿三史》，大人曰：“尔借钱买书，吾不惜极力为尔弥缝，尔能圈点一遍，则不负我矣。”嗣后每日圈点十叶，间断不孝。
（6）谨言。刻刻留心，第一工夫。
（7）养气。气藏丹田，无不可对人言之事。
（8）保身。十月二十二日奉大人手谕曰：“节劳，节欲，节饮食。”时时当作养病。
（9）日知所亡。每日读书记录心得语，有求深意是徇人。
（10）月无忘所能。每月作诗文数首，以验积理之多寡，养气之盛否。不可一味耽着，最易溺心丧志。
（11）作字。饭后作字半小时。凡笔墨应酬，当作自己功课。凡事不留待明日，愈积愈难清。
（12）夜不出门。旷功疲神，切戒切戒。
在与穆彰阿的交往中，虽然穆彰阿欣赏曾国藩，但曾国藩并没有因此就大喜过望，扑上去抱住穆彰阿的大腿不松手。看曾国藩的一生，与上级交往，是很注重分寸的，从不失态。他和穆彰阿交往，完全保持在正常范围内，走动并不是特别勤，所以后来穆彰阿倒台，曾国藩也没有受到牵连。这是曾国藩一生的一个重要原则。
一个人的声望是晋升的重要基础。曾国藩潜心学术，热心公益，在皇帝心目中形象比较清新端正，这是他迅速升官的重要背景。
｜第四章｜ 从前的官场愣头青
升官之后，为了督促自己继续写日记，曾国藩托纸店专印了一份日记用纸，开始写《绵绵穆穆之室日记》。这段日记体例特别，每日日记分为八栏，分别为“读书”“静坐”“属文”“作字”“办公”“课子”“对客”“回信”，每日按格填写
在紧张的工作之余，曾国藩仍“手不释卷”，只不过更注重实用了。曾国藩对于“经世之务及在朝掌故”十分留意，按类别“分汇记录，凡十有八门”。据《曾国藩年谱》记载，“公每绾部务，悉取则例，博综详考，准以事理之宜。事至剖断无滞。其在工部，尤究心方舆之学，左图右书，钩校不倦，于山川险要、河漕水利诸大政详求折中”
虽然致力理学，但是他并没有被理学遮蔽全部视野。他考察研究范围极广，认为“天下之大事，宜考究者凡十四宗，曰官制，曰财用，曰盐政，曰漕务，曰钱法，曰冠礼，曰昏（婚）礼，曰丧礼，曰祭礼，曰兵制，曰兵法，曰刑律，曰地舆，曰河渠”。这是他与当时诸多理学之士的明显不同之处。中国传统学术本来只讲究义理考据和辞章，他又加上经济一门。他说：“为学之术有四：曰义理，曰考据，曰辞章，曰经济。”他还认为：“文章之可传者，惟道政事，较有实际。……浅儒谓案牍之文为不古，见有登诸集者，辄鄙俗视之，不知经传固多简牍之文。……江陵盛有文藻，而其不朽者乃在筹边、论事诸牍；阳明精于理性，而其不刊者，实在告示、条约诸篇。”
北京，生命最艰难的时刻
在清朝的俸禄体系中，曾国藩这样的七品文官，年俸是一百二十五两白银。用购买力换算的方法，可以算出晚清一两白银的购买力，大概相当于今天的二百元人民币。因此曾国藩一年的工资大约相当于今天两万五千块钱，一个月两千零八十块钱。今天的一个京漂这点钱都不够花，曾国藩那时当然也不够花。
在有关曾国藩的数据文件中，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一笔营求私利的记载，但困窘的生活确实使道学家曾国藩在京官生涯中不断为利心所扰，并导致不断地自我批评。在京官时期，曾国藩立下了“不靠做官发财”的铮铮誓言
遭遇真正挫折：差点儿被兵痞杀了
细一想，他就知道这种做法行不通。这一道奏折上去，顶多打倒一个鲍起豹，能把湖南全省官员都扳倒吗？如果扳不倒全省官员，那么以后他在湖南的处境岂不是更寸步难行？经过几夜不眠的反思，曾国藩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：“好汉打脱牙和血吞。”这是一句湖南土话，好汉被人家打掉了牙，不要吐出来让别人看到，要咽到肚子里，继续战斗。他不再和长沙官场纠缠争辩，而是卷起铺盖，带着自己募来的湘军，前往僻静的衡阳。全省官员瞧不起我，我不争一日之短长。等到我在衡阳练成一支劲旅，打几个胜仗给你们看看，那时自会分出高下。这才是挽回面子的最好办法！
在长沙，成为众矢之的
精于打小算盘者则视皇帝的圣旨为假公济私的好机会
胃口更大者则把这个差事当成中饱私囊的绝佳机会
只有曾国藩一个人，一不要钱，二不要利，只想真正为国家分忧。这就触犯了官场潜规则
晚清的国家军队是一支没有“天良”、没有精神力量的军队。而曾国藩建立湘军，注意给军队注入“良心”和“灵魂”。因此创立湘军之后，每逢三日、八日，他要把军队召集到操场上，进行政治动员。他亲自训话，用“杀身成仁，舍生取义”的孔孟之道和“不要钱，不怕死”的岳飞精神激励将士，教育他们忠君爱国，不得扰民。
｜第六章｜ 湘军为什么牛气
一个汉人要跳出国家体制，自创一支军队来取代国家军队，这是大清二百年来没有过的，绝对是大逆不道的行为，实在是挑动着清代统治者最敏感的那根神经。曾国藩不是不知道这件事的风险。曾国藩为人处事表面上看起来保守，但是在根本问题上，却又有着他人所没有的巨大勇气。为了挽救朝廷，更是为了挽救他所珍视的文化传统，他决定放手一搏。
湘军团队是这样设计出来的
军队的“低饷制”与文官的“薄俸制”一样，都是一种非常短视的财政制度。从皇帝的视角来看，低饷薄俸为国家节省了大量财政经费，是件好事儿。但事实上这是典型的占小便宜吃大亏，让军队训练水平下降，战斗力几乎为零。曾国藩创建湘军，在制度上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实行厚饷原则。
曾国藩是一个文人，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，但是他做事是非常脚踏实地的。文人最容易犯的毛病是唱高调，但是实际上要做任何事情都首先要解决物质基础。湘军在制度上的第二个特点是“将必亲选，兵必自募”，这一创新，也是军事门外汉曾国藩殚精竭虑、集思广益的结果。
自古以来，生时有功德者，死后会被尊奉为神；王道治理阳间，神道治理阴间。因此即使是乱臣贼子穷凶极恶之人，也往往敬畏神明。李自成到曲阜，不敢冒犯孔庙；张献忠到梓潼，也祭祀文昌帝君。而太平军却焚毁郴州的学舍、毁坏孔子的神位，两廊屋中供奉十位哲人之处，也是遍地狼藉。自郴州起，凡他们所经过的郡县，一定先烧毁庙宇，即使是忠臣义士，像关羽、岳飞等也都被污毁了庙宇，砍掉了神像的脑袋；其他的佛寺、道院、城隍庙、土地庙，更是没有一座寺庙不被烧毁，没有一座神像不被毁灭
曾国藩的第一次自杀和湘潭大捷
曾国藩后来说，如果他有时间，就会写一本“挺”经，所谓“挺”，就是指在危急时刻，能坚持住。对于这样的**“挺”字精神**，曾国藩称之为“竖起骨头，竭力撑持”。后来他专作了一副联语，作为“挺”字的注脚：“养活一团春意思，撑起两根穷骨头。”(57)重重困难之中，曾国藩不止一次想打退堂鼓。但一想起长沙之辱，他便又鼓起了全部斗志
可以说，没有长沙之辱，就没有曾国藩后半生的功名事业。这一次挫而后奋的成功，给了曾国藩另一次印象极深的自我教育，更强化了他愈挫愈奋、百折不挠的性格特点。多少年后，曾国藩对他的心腹幕僚赵烈文深有感慨地说，天下事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多
从这次经验中，曾国藩更是领悟到，对于有志者来说，挫辱是最大的动力，打击是最好的帮助。咬紧牙关，把挫辱活生生吞下，就成了滋养自己意志和决心的营养。这构成了曾国藩生命经验中最核心的部分。几十年后，他还在家书中教育儿子说：“天下事无所为而成者极少，有所贪有所利而成者居其半，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。”“百端拂逆之时……亦只有逆来顺受之法。”“所谓‘好汉打脱牙和血吞’……真处逆境之良法也。”
在曾国藩创建湘军以前，中国的正规军队是没有思想政治教育这一说的，而曾国藩是一个非常重视精神力量的人。他知道，物质力量是有限度的。他说：“古来名将得士卒之心，盖有在于钱财之外者；后世将弁专恃粮重赏优，为牢笼兵心之具，其本为已浅矣。是以金多则奋勇蚁附，利尽则冷落兽散。”也就是说，真正厉害的将军，不仅要搞物质刺激，还要抓住这支军队的心灵。
曾国藩并不比别人聪明，然而他做事却非常高明。曾国藩的高明，就是建立在笨拙之上，建立在绞尽脑汁、殚精竭虑之上。“笨”到极致就是“聪明”，“拙”到极点就成了“巧”。功能强大的计算机，不就是建立在最简单的只有“1”“0”两个数字的二进制基础之上的吗？
湘军的整体计划为何被打乱？
一个高明的军事家，首先应该是一个高明的战略家。所谓战略，就是基于宏观性和长远性，把各种纷繁复杂的要素按轻重缓急、先后次序进行整理排列，然后拿出最有效的行动方案。咸丰皇帝是一个没有战略眼光的人，或者说他的战略原则就是“头疼医头，脚疼医脚”。
｜第七章｜ 得而复失的湖北巡抚
在曾国藩看来，“失败”是一个人一生的宝贵财富，每一次失败都要吃透，才能不白白付出这个代价。自己亲自指挥的靖港战役败得如此之惨，让他感觉必须深刻反省，严厉整顿。
这句话改变了曾国藩命运
曾国藩高明就高明在他用制度解决了别人用道德去解决的问题。保卫长官本来是一种道德要求，但曾国藩通过制度使它变成了符合下属自身利益的一种行为。
曾国藩的敌人
祁寯藻平素说话非常注意分寸，然而说话小心并不是不说话，关键是说话要说到点子上。多种花少栽刺也不是说不栽刺。任何政治人物都不可能没有敌人，关键是树这个敌要值得。
湘军的整体计划为何被打乱？
曾国藩实在没想到这个皇帝这么糊涂。他曾国藩研习理学多年，最讲的就是一个“诚”字。他对朝廷的血诚，天日可表。因为一战失败，他可以投水自杀，可见他出山作战，绝不是为了自己，可是皇帝就是不能理解。
曾国藩在军事上的最大长处在于他有出色的战略头脑，善于对战略环境做系统、全面的分析，从大处落墨，进行整体的战略谋划。他曾经说：“军中阅历有年，益知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。”
蛰伏两年，完成“脱胎换骨”
古人有困而修德，穷而著书。被解除兵权，当然是人生大祸。然而祸是福之基，在灾祸中不能自暴自弃，应该置之死地而后生
咸丰八年（1858）四月，曾国藩又写下了这样的自箴：矫激近名，扬人之恶，有始无终，怠慢简脱；平易近人，乐道人善，慎终如始，修节庄敬。
曾国藩反思到，自己在官场上一再碰壁，碰得鼻青脸肿，不光是皇帝小心眼，大臣多私心，自己的个性、脾气、气质、风格上的诸多缺陷，也是重要原因。回想自己以前为人处世，总是怀着强烈的道德优越感，自以为居心正大，人浊我清，因此高己卑人，锋芒毕露，说话太冲，办事太直，当然容易引起他人的反感。他翻阅旧日信稿，发现了当日武昌告急时，他请求骆秉章发兵援救的一封信。写这封信时，他觉得字字有理有据，今天读来，却发现字字如锥如芒。信中称湖南湖北“唇齿利害之间，此不待智者而知也”，不仅没有一点儿商量的口气，而且还略带嘲讽之意。为了防止骆秉章干预他募练水师，他又在信中早早地表明态度：“其水路筹备一端，则听侍（曾自称）在此兴办，老前辈不必分虑及之。断不可又派员别为措置。”仍是一副舍我其谁、比谁都高明的架势。
曾国藩终于认识到，行事过于方刚者，表面上似乎是强者，实际上却是弱者。这片土地上真正的强者，是表面上看起来柔弱退让之人。所谓“天下之至柔，驰骋天下之至坚”，“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，以其善下之”。所谓**“大柔非柔，至刚无刚”**。中国社会的潜规则是不可能一下子被扫荡的。那些他以前所看不起的虚伪、麻木、圆滑、机诈，是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必需手段。只有必要时和光同尘，圆滑柔软，才能顺利通过一个个困难的隘口。只有海纳百川，兼收并蓄，才能调动各方面的力量，达到胜利的彼岸。
此前，他对人总是持有一种“众人皆醉我独醒”的心态。现在，他努力包容那些丑陋的官场生存者，设身处地地体谅他们的难处，交往时极尽拉拢抚慰之能事，必要时“啖之以厚利”。
湘军的战术：“结硬寨、打呆仗”
两个人打仗，在那儿等着对方进攻的是主，主动进攻的是客。主占优势，客占劣势。所以打仗，一定要为主，而不要为客。要善于变客为主。正是因为这种“主客”思维，导致湘军采取“挖沟法”围城。曾国藩说：“守城者为主，攻城者为客。”守城的人是主，你去攻城，你就是客
命运之战
古今中外，具有雄才大略的用兵者，无不能够始终从战略的高度来把握问题，能够透过暂时的纷乱看到重点，在利害交织中看清本质，牢牢把握好长远与眼前、全局与局部的关系。曾国藩始终具有强烈的全局观念，他曾经夫子自道地说：“我对于大利大害所在，都能悉心考究。”他还说，“用兵以审势为第一要义”，“‘势’则指大计大局”。还说应该从大的地方去分清界限，不要斤斤于小处去剖析微芒。这个大利大害、大计大局，就是战略重心的所在。所以湘军虽然在局部的战斗中会吃败仗，但在战略态势上却总是处于有利位置。而太平天国尽管在局部的战役上取得了一些胜利，但整个战略态势却越来越不利。这是湘军最终能够将太平天国镇压下去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其实曾国藩一生做事，都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，就是做得扎实，做得牢靠。这种作战方式，也是曾国藩独特的人生哲学和思维方式的体现。因此曾国藩打仗的第一秘诀是“稳”，先立于不败之地。军事首重“自固”，就是先要保存自我，然后才能谈到争取胜利。因为军事不比别的事情，不容许你犯错误，一犯错误，可能生命就没了，没有改正的机会。所以他才要扎硬寨，保证军队先生存下来。
曾国藩一生打仗不贪小利，不求奇谋，踏踏实实，稳扎稳打。他一生不打无准备、无把握之仗。每次打仗，他都花极大心血去研究敌我双方情况、战斗的部署、后勤供应、出现不利情况如何救援等，直到每个环节都算到了，算透了，才下定打仗的决心。
战略上有一条基本的原则，就是致人而不致于人，也就是要迫使对方按照自己的战略安排行动，迫使对方跟着我们的步子走，而不是按照对方的战略安排行动
恩将仇报的沈葆桢
但是从经历咸丰七年（1857）被皇帝罢黜回家的大挫折后，“天命”二字开始出现在曾国藩的辞典中。仰观宇宙之大，俯察品类之盛，他悟到，人力其实是很弱小的。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，人生其间数十寒暑，仅须臾耳。……事变万端，美名百途，人生才力之所能办者，不过太仓之一粒耳。时间亿万年没有穷尽，人生几十年实在是一瞬即过。天下至大，人力所能为者至小。
｜第十一章｜ 太平天国最后的战役
天下无易境，天下无难境；终身有乐处，终身有忧处
曾国藩人生最焦灼的四十六天
他的斋名为求阙，一生勤求己过，最喜欢听别人的批评。越是位高权重，他越是主动听取逆耳之言，以克除自己身上的“意气”“客气”和“矜气”
青年时代的曾国藩是“人定胜天”主义者，非常推崇意志的力量。他认为人的意志是无所不能的：“志之所向，金石为开，谁能御之？”(44)在湘军连获胜仗之际，曾国藩对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相当自负
他相信，太平天国何时能平，属于太大尺度的事件，不是某一个人甚至某一个集团能够决定的。在这些大事件背后，有着天时、历史、人心等诸多深层次力量在起作用，个人所能发挥的作用是很有限的。因此，他所要做的只是在可能的范围内尽自己的能力而已，而不必杞人忧天，将太多无法承受之重揽到自己肩上。他对弟弟说：“凡成大事，人谋居半，天意居半……墙壕之坚，军心之固，严断接济，痛剿援贼，此可以人谋主张者也。克城之迟速，杀贼之多寡，我军士卒之病否，良将之有无损折……此皆由天意主张者也……弟现急求克城，颇有代天主张之意……愿弟常存畏天之念，而慎静以缓图之，则善耳。”
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，惟胸次浩大是真正受用
与左宗棠的恩怨情仇
左宗棠如此对待曾国藩，可谓恩将仇报，实出乎常情常理之外。其实左宗棠一生于朋友之道不屑于用心讲求，先后绝交的朋友不止曾国藩一人。他和郭焘嵩、李鸿章、沈葆桢也无不闹翻。相比之下，曾国藩的人际交往就比左宗棠成功多了。曾国藩一生朋友如云，且其所深交，都是相当杰出的人物。曾国藩一生功业，半受朋友之助。他事业的成功，从某个角度来说，是善于用人的成功。反过来说，他更善于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，对朋友提携报答，不遗余力。
失和之后，曾国藩从来没有公开说过左氏一句坏话，私下里也不怎么对人谈论他与左氏的是非短长，真的做到了“相忘于江湖”。然而，左宗棠停止不了对曾国藩的评论。许多笔记资料都记载，曾左失和之后，左宗棠每见一人，都要谈他与曾国藩关系的来龙去脉。每谈此事，则必“大骂”曾国藩。
采取了如下对策：一是要求自己的亲朋好友及家人不要回击左宗棠，避免火上浇油，反而鼓励他们尽量与左宗棠搞好关系。他一再赞扬李鸿章：“阁下不与左帅争意气，远近钦企。”并说这是李进德甚猛的表现。他还嘱咐自己的儿子，不要因此与左宗棠、沈葆桢等人交恶：“余于左、沈二公之以怨报德，此中诚不能无芥蒂，然老年笃畏天命，力求克去褊心忮心。尔辈少年，尤不宜妄生意气，于二公但不通闻问而已，此外着不得丝毫意见。切记切记。” 二是对左宗棠的攻击不闻不问，不予回答。
曾左晚年这最后一次交集，确实头一次感动了左宗棠。左宗棠第一次对曾国藩产生了发自内心的敬重和钦佩。这是曾左关系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。因此曾国藩去世后，身在西北前线的左宗棠派人千里迢迢送来一副谁也没有料到的挽联，其文曰：谋国之忠，知人之明，自愧不如元辅。同心若金，攻错若石，相期无负平生。 终于承认自己不如曾国藩。
除了“科举情结”外，左宗棠内心还深藏着“瑜亮情结”。左宗棠平生以诸葛自命。“每与友人书，自署‘老亮’，以汉武侯自比。继又言：‘今亮或胜于古亮。’”每提起曾氏，他心中总会涌起一股难言的怨气。原因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曾国藩在舞台当中占据了本来应该属于他的“主角”位置。曾国藩正是直接阻碍他成为“今亮”的罪魁祸首
年来精力日颓，畏暑特甚。虽公牍最要之件，浏览不及什一辄已弃去，即贺禀谀颂之尤美者，略观数语，一笑置之。故有告以詈我之事者，亦但闻其绪，不令竟其说也
曾国藩的回信不温不火，你可以说他达观，可以说他淡然，也可以说他幽默。他相信自己的拙诚终能白于天下，不必浪费精力与左宗棠争无谓之口舌。
王船山说，**圣贤一定是豪杰，而豪杰不一定是圣贤。**在郭嵩焘看来，曾国藩是圣贤，而左宗棠仅止于豪杰，这就是二人的根本区别。
不准大排场，只收小礼物
成为地方大吏后，曾国藩还遇到另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，那就是如何处理礼品。身在官场，你想从始至终片礼不沾是不可能的。因为官员送礼，送的不光是钱，还是人情。你一点儿不收，就显得你“不近人情”，这不符合曾国藩“和光同尘”的作风，也不利于他与下属建立基本的情感联系。所以在实在拒绝不了的情况下，他会从下属送来的礼物中挑一两样价值最轻的收下来。
曾国藩的“小金库”
综观曾国藩一生，他的为官风格十分独特。一方面，曾国藩确实是一个清官。他的“清”货真价实，问心无愧。在现存资料中，我们找不到曾国藩把任何一分公款装入自己腰包的记录。但另一方面，曾国藩的逸事中缺少“囊橐萧然”“贫不能殓”、在官府里种菜吃这样容易让人觉得悲情的极端化情节。在中国人眼里，真正的清官，必须清可见底，一尘不染，清到成为海瑞式的“自虐狂”或者“受虐狂”，才叫人佩服。曾国藩远没有清到这个程度。如果给清官分类的话，曾国藩应该归入“非典型类清官”。也就是说，骨子里清廉刻苦，表面上和光同尘。这是因为曾国藩的志向不是做“清官”，而是做大事。
曾国藩有意取海瑞一尘不染之实，却竭力避免一清如水之名。他的选择，远比做清官更复杂更沉重。因此，他才具有大力量，才能成就大事业
蛮夷之人，居然也有信义
这次战争更让曾国藩发现，这些洋人不光是武器与中国历史上的那些蛮族不同，他们的行为方式体现出的文明水平也完全不同。历史上的那些蛮族如果攻占了中国京城，通常会建立一个新的王朝。而这些洋人却并不这样。他们虽然野蛮地焚烧和抢劫，但只是烧了皇帝的别墅，也就是没有太多政治含义的圆明园，而对于清王朝统治权威的象征紫禁城及太庙、天坛等地，却没有动。这当然不是随机的选择，而是有明确的含义。这说明，洋人并不想推翻清王朝，他们所志，一是通商，二是要清王朝放下高高在上的架子，以平等的态度和他们交往。
后来曾国藩又看到，西洋各国协助中国管理税关，廉明有效，收到的税款居然比清朝收到的多两倍甚至三倍：“即令沪、镇、浔、汉凡有领事官之处，皆我国令管关者，一体稽查，一体呈验，正税，子税，较我厘金之科则业已倍之三之，在彼固自谓仁至义尽矣。” 这些事情，让曾国藩认识到，这些洋人，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传统的没有文化根基的蛮夷。他们有自己的独特信仰、文化系统和做事原则。从此曾国藩对西方国家的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
师夷长技以制夷
在深入研究外情的基础上，曾国藩将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的思路深化并升级。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，曾国藩就已经开始了“师夷长技”的过程。早在创办湘军水师之初，曾国藩就非“夷炮”不用，水师非船炮齐备不出，最后终以重金派专人从广东购来大量洋炮，并克服重重困难把它安装在炮船上，很快将千里长江控制在湘军手中。
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，他认识到，“师夷智”不能停留在购买使用西式武器阶段，而必须深入学习研究西式武器背后的秘密，也就是进入学习掌握西方科学和技术阶段。只有把这些秘密掌握在自己手里，才有与洋人平起平坐乃至战而胜之的可能。而曾国藩没有想到的是外国人居然肯主动给中国提供这样的机会。按照传统的东方式思维，军事科技是洋人的命根子，洋人肯定会视若珍宝，绝不外泄。但是洋人却愿意以贸易等方式，向中国出售最先进的武器，并且倾囊教授使用之法，这令曾国藩大感意外和兴奋。
曾国藩一直把制造轮船与“自强之道”联系起来，可见他致力于军事工业，不是为了平定太平军和捻军之类的内部敌人，而是为了对付洋人。这条船比日本横须贺造船厂建造的第一艘明轮蒸汽机兵船“清辉”号要早十二年。曾国藩为官历来谨慎，但是在洋务运动上，他却不怕有越权的嫌疑，经常鼓动各省积极兴办西式工业
三个与众不同的外交观念
中国古人的狭隘观念是只有中国人是人，或者说，是“完全的人”，文明的人，其他族类，皆介于人与兽之间。“夷狄异类，近于禽兽。”“夫戎狄者，四方之异气也。蹲夷踞肆，与鸟兽无别。” 因此，中国人和外国人，当然先天就是不平等的。所以任何外国人，到了中国，都应该进贡称臣。见了中国皇帝，都必须三跪九叩。
曾国藩认为，不用智商特别高就会明白，你不可能强迫一个比你强大的人给你下跪。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”的无知狂妄应该被打破了。很明显，我们无法再按藩属之礼要求洋人，和他们只能行“敌国之礼”，即平等之礼。这是符合近代交往规则的。“中外既已通好，彼此往来，亦属常事。”“不绳以礼法，不待以藩属，徒见朝廷之大方，未必有损于国体。” 今天绝大部分中国人应该会认同曾国藩的观点，然而在当时，敢于提出这些看法是需要勇气的，搞不好会很容易被骂为汉奸。
因为中国人历来处理外交，并不以“诚信”，而以“羁縻”。什么叫羁縻呢？“羁，马络头也。縻，牛缰也。”也就是说，是一种对付牲畜的工具。《史记》说：“盖闻天子之于夷狄也，其义羁縻勿绝而已。”“羁縻之道”的出发点是蛮夷非我族类，因此跟他们是讲不了道理的，只能以权宜、权术来笼络糊弄：“裔不谋夏，夷不乱华。荒忽之人，羁縻而已。”(41) 因此鸦片战争以来，清朝君臣对付外国人的手段，一直是“羁縻”，或者说糊弄。
更令曾国藩意外的，是外国人在结束战争之后，立刻提出，可以帮助清王朝镇压国内太平天国，并且迅速付诸行动
后来曾国藩说，外国人“不伤毁我宗庙社稷，目下在上海、宁波等处助我攻剿发匪”，“二者皆有德于我，我中国不宜忘此大者而怨其小者”。
外国人管理中国政府事务，这当然是西方侵犯中国主权的一个铁证。但是清朝政府在这件事情上并非完全出于被动
外国人将七十多万关税交给清朝政府，这一举动让曾国藩大为意外。想不到蛮夷之人，居然也有信义。起码此举可称为君子之行
在当时地方督抚中，曾国藩是对兴办近代工业最感兴趣，也是最为努力的一人。湘军攻下安庆不久，他就建立了“安庆内军械所”，集中了中国当时最出色的几位科学技术人员，专门仿造西洋式的枪炮弹药，并把试制轮船作为军械所的一项重要任务。第二年，徐寿、华蘅芳就造成了一台轮船用蒸汽机
为了更深入更全面地掌握西方技术，曾国藩和李鸿章等人又建设了一个更大的兵工厂—江南制造局。今天中国最大的造船企业之一上海江南造船厂，就是由当年江南制造局的江南造船所发展而来的。
经过第一次鸦片战争，中国人的唯我独尊意识仍然没有丝毫撼动。大清臣民拒绝履行这一条约。割地赔款都履行得很痛快，但是偏要在这个细节上抵抗外国人，就是不让你进城，就是不想承认你和我们是平等的。这样才能发泄我们心中积累的郁闷。所以当英国人提出要到广州城内居住时，广州民情汹汹，群起反对，掀起所谓“反入城斗争”，无论如何也不让外国人进城住。朝廷对此也坚决支持，导致外国人迟迟不能进城。
曾国藩的人才大计：塑造李鸿章
和孔子一样，曾国藩内心深处很热爱这个教师工作，甚至比做官还要热爱。曾国藩曾说过“君子有三乐”，其中之一便是“宏奖人才，诱人日进”(30)。也和孔子一样，曾国藩长于“因人施教”，针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。
人们提起曾国藩，一般认为他一生做了两件大事：平定太平天国和兴起洋务运动。其实除此之外，曾国藩一生致力的还有一件大事，那就是培养人才
曾国藩对李鸿章这块美玉之才确实是精心训导，尽力雕琢，进行了全方位改造。李鸿章爱睡懒觉，曾国藩让他养成了每日早起的习惯；李鸿章平时好说谎吹牛（合肥俗语“打痞子腔”），在曾国藩面前他从来不敢造次；李鸿章心思太灵，遇事容易动摇，曾国藩经常对他讲“挺”经，教导他遇到困难要挺得住。在曾国藩幕府中，李鸿章方方面面都发生着变化。吴汝纶记述他：“公少受学曾公，其用兵方略，为国决大计，虚荣悴显晦，事成败不易常度，得于曾公者为多。”
在京期间，曾国藩曾经教李鸿章作文。在幕府中，曾国藩又曾教李鸿章做人。现在，他又给李鸿章上了第三课，建军。这是曾国藩教授李鸿章的最重要的一堂课
李鸿章文笔优长，身上却没有一丝文人所常有的那种书卷气。他天生善于并喜欢处理复杂局面。别人怕事，他则喜事。局面越乱，责任越重，他越高兴。
曾国藩调查“挖眼剜心”事件
余生平略涉儒先之书，见圣贤教人修身，千言万语，而要以不忮不求为重。忮者，嫉贤害能，妒功争宠，所谓怠者不能修，忌者畏人修之类也。求者，贪利贪名，怀土怀惠，所谓未得患得，既得患失之类也。忮不常见，每发露于名业相侔、势位相埒之人；求不常见，每发露于货财相接、仕进相妨之际。将欲造福，先去忮心，所谓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，则仁不可胜用也。将欲立品，先去求心，所谓人能充无穿窬之心，而义不可胜用也。忮不去，满怀皆是荆棘；求不去，满腔日即卑污。余于此二者常加克治，恨尚未能扫除净尽。尔等欲心地干净，宜于此二者下功夫，并愿子孙世世戒之。
虽油尽灯枯，仍然勤奋有恒
二月初三日，去世的前一天。曾国藩留下了最后一篇日记，全文如下：早起，蒋、萧两大令来诊脉，良久去。早饭后，清理文件，阅理学宗传。围棋二局。至上房一坐。又阅理学宗传。中饭后阅本日文件。李绂生来一坐。屡次小睡。核科房批稿簿。傍夕久睡。又有手颤心摇之象。起吃点心后，又在洋床久睡。阅理学宗传中张子一卷。二更四点睡。
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后一个偶像
当天晚上赵烈文一夜未眠，涕泪不断。日记说：夜卧通夕不寐，思念畴昔，涕泪盈把。俗话说身边人眼中无伟人，但是他回顾曾国藩一生，却说：闻涤师……扶至签押房坐定，倚椅背一笑而逝，其来去自如，非天人中人，不能吉祥如此。在世则已为完人，出世则几入圣，果人生若是，尚复何憾。
就在儒家精神世界崩溃的前夜，曾国藩这个最后的精神偶像出现了，好像是儒学这位长寿老人临死前的一次回光返照。传统的人格之美集中在曾国藩身上，在风雨飘摇的末世做一次告别演出式的呈现，绚烂而又凄婉。立功、立德、立言，曾国藩全做到了。就立功而言，他从一介书生起家，创建军队，统率群雄，挽狂澜于既倒，扶大厦之将倾，使中国传统文化免遭彻底毁灭的命运，使清王朝的生命又延续了六十年，其功不可谓不大。就立德而言，他时时以圣贤标准要求自己，道德修养近乎纯粹，五十年后相继主宰了中国的两个大人物—蒋介石和毛泽东，也不约而同地把他当作过自己的精神偶像。说到立言，他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大儒，对理学身体力行，登堂入室，造诣很深。留下了洋洋数百万言的全集，其精深博大之处可以让学者终生沉浮其中。
虽然感慨“补救无术，日暮道穷”，但最终落脚点还是在“且愤且乐，死而后已”。曾国藩毕竟是一个坚忍到底的人。他知道，王朝命数之类的事，是上天做主的，自己不必代为做主。自己能做的，只是尽自己的人事。在生命的尽头，他用尽全力，又在洋务上做了一件大事，那就是奏请派出第一批官费留美学生，推动这个古老而多灾多难的国家向前走了一步。